好几年前，就听杨朝明师经常提起他的好友梁涛先生，说他学问很好，很用功。自那时起，我就开始关注梁老师的文章。梁涛先生是西安人，曾随张岂之先生攻读博士学位，后在社科院历史所做博士后，师从卢钟锋、姜广辉二先生，又“私淑”李学勤先生，与侯外老的弟子有着多重师承关系，可谓地道的“侯外庐学派”第三代传人
去年五月在清华开《保训》座谈会时，终于第一次见到梁先生。梁先生比杨师略小几岁，但比老师显得年轻不少。后奉师命，将新出之齐鲁书社版《孔子家语通解》一书相赠。以前与光胜兄交流关于先秦儒家学术传衍问题，尤其是所谓“子曰”问题，光胜兄谓，他读梁先生《郭店竹简与思孟学派》一书，其论精到平允，深受启发，遂援引以为自己立说之根据。不佞对此虽有所保留，然已萌生一读此书的欲望。清华会后不久，即得到了在网上所购之《郭店竹简与思孟学派》。皇皇巨著，54万余字，十分厚重，装帧亦简洁精美，十分可爱。前有李学勤先生所作序言，对梁先生多所表彰。
得书之后，放下手头的其他事务，用了整整一周的时间，焚膏继晷、专心致志地啃读起来。最后在书尾记下了这么一句话：“2009年7月8日读竟，历时一周，目昏脑明。”何谓“目昏脑明”？目昏者，是指数日接连不断攻读此书，以致身心俱疲，目为之昏聩，腰为之酸痛。古人所谓苦读者，盖指此也。读书真苦差事也，耗费精神，以此为最。脑明者，是指对郭店竹简与思孟学派之诸多疑难问题，藉读此书而冰释。虽然仍有许多悬疑有待解决，有许多新问题涌现心头，但此书之学术价值不容忽视。在我看来，此书可以说是思孟学派研究的一座里程碑，带有总结性质，后之论者将无法绕开。
自从1998年郭店简正式公布至此书出版，整整10年。此10年间，梁先生将精力几乎倾注于此，发表了数十篇见解精到的学术论文。此书正是在此基础上整理而成，真可谓十年磨一剑，终成正果。学问之事难矣哉！然学问之真谛亦在焉。读毕此书，掩卷沉思，获益良多，感慨不已。兹仅就深有感触者，略述如次。
第一，十年磨一剑之学问功夫。古来成就大学问者，往往不出博与专二途。自来儒家好谈通贯博雅，而现代治学则偏重专门。治学中博与专之矛盾，在当下尤显突出。观梁氏之成功，则十年磨一剑，诚为治学之不二法门也。犹记十数年前，北大钱理群先生来校讲座，谈及治学须“沉潜十载”，方可有成，正与梁先生事迹相合。泛览博观，虽能开拓眼界，然每每不能深入，不能深入则无所谓学问也。因此之故，找准自己的兴趣点，打造成自己的“自留地”，深耕细耨，假以时日，必成正果。然后方可易地而耕，开疆辟土。否则，广博有余，而深刻不足，学术恐将一事无成。以此自娱自乐尚可，以此态度治学则属下策。而不佞兴趣广泛，近来读书尤喜博览，泛览群籍，古今中西，文史哲思，且每每以此为荣，沾沾自喜，然以此观之，不佞必须“脱胎换骨，重新做人”，改掉“恶”习，“从善如流”。而这需要以理性控制感性，使兴趣浓缩于一隅，由博返约，待有所成就后，方能由约返博，卓然自立。
梁先生之令人钦佩者，在于其甘坐冷板凳之学术精神。当今社会，对学者之各种诱惑甚多，于是一股浮躁的急功近利的不良风气在学界弥漫开来，令人唏嘘不已。然而，但凡在学问上真能有所创新、突破，做出贡献者，莫不是能坐住冷板凳、顶住名利场，不趋新，不跟风者。孔子曰：“人而无恒，不可以作巫医。”然而近年来地不爱宝，各种珍贵文献不断出土问世，不少学者善于跟风：郭店简问世，研究郭店简；上博简出版，研究上博简；待上博三、四出版，上博一、二已成明日黄花；人们争先恐后去研究上博三、四，却翘首以待上博五、六、七之发表。如此治学，多半浅尝辄止，鲜能有真正之创获。如梁涛先生十年间专心于郭店简与思孟学派问题，心无旁骛，持之以恒，“从一而终”、不喜新厌旧者，可谓难能矣。然其成功之秘诀亦正在于此。
第二，此书所揭示之种种新见，确乎能言之成理，发前人所未发，即使为前人已发之覆，亦待此书之论证而后精深可信。试举例言之。孔子之后，儒学分化，然为何出现如此分化，历来说法不一，虽有不少解说，然而问题依然存在。梁先生从孔子自身思想之内在张力出发，进行分析探讨，指出孔子思想中“仁”、“礼”关系乃是儒家之基本问题，对此问题之不同理解便造成了孔门后学的分化，而思孟学派之出现则正是此一分化或深化的结果。可谓精确不移之论。认识到孔子思想的复杂性、多种发展方向的可能性，是理解战国儒学分化的前提。通过出土文献，我们可以进一步认识传世文献。综合地上、地下两种文献，我们可以看出，儒学内部的分化并非单线的，而是存在着错综复杂的联系。
孔门七十子及其后学因文献散佚不足而无法研究，而自郭店楚简之发现，打开一扇哲学宝库之门，令今人得以领略孔孟之间的思想盛况，足以加深以往之认识，甚至纠偏补弊，澄清长期以来的误说，杜维明与李学勤先生等提出“重写学术史”，看来绝非虚言。以往，儒家人性论问题，是众多哲学疑难问题中的尤其疑难者，从孔子到孟荀人性论的发展、变化，人们认识不一，言人人殊。而郭店竹简这批材料，展现了儒家人性论之多元多彩，对于丰富我们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和理解，弥足珍贵。梁先生从这批资料如《性自命出》、《五行》等篇中，发现后来儒家出现的不同思想都可以从中找到源头或倾向，并予以深入阐释，启人不浅。而对孟子性善论之条分缕析，论之甚详，更可谓后出转精，足以解惑。
再如，分析孟荀之异同，前人往往见其异，而忽略其同。梁先生以郭店简之材料为契机，层层深入，条分缕析，孟荀之同，灿烂可见，不能抹杀。同样，以往我们执着于荀子对子思的批评，将二者之间的关系简单化为对立的关系，梁先生从材料出发，通过仔细分析，揭示出荀子在很多方面深受子思影响的事实。凡此种种，皆为深造自得、潜心治学之创获。
第三，书末“结语”，提出“回到子思去”，对儒家道统说进行了一次新的检讨与重构。唐宋以来，儒家为应付佛道二教之挑战，提出了所谓“道统说”，此道统说乃是宋明儒家之共识。以孔子为中心，上承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、周公，下启曾子、子思、孟子。此种一线单传的道统论，在近代以来遭到颠覆。大多数学者以为，此道统说乃是儒家尤其是宋明儒之向壁虚造。然而，当我们认真梳理儒家发生史之时，我们又不得不承认，在中国文化中，孔子学说确乎承继了此前数千年之文明，中国文化也存在着一个“道统”。晚近清华简《保训》释文公布，引发学人对儒家“中道”、“道统”之热议与反思。不佞以为，《保训》此篇出土文献数次谈及“中”，其价值便在于印证了孔子“祖述尧舜、宪章文武”之“道统”。然而，孔子之后，儒家“道统”是否存在，如果存在，又当如何诠释？梁先生对此有其独到见解。他以郭店简为核心，重写描绘出子思在孔门传承中之地位，以及与孟、荀之关联，凸显其地位与价值，以新的理论魄力和高度，提出“回到子思去”，统合孟荀，重构孔子、子思、孟子、荀子这一儒门道统，从天人论、人性论、功夫论、政治论、文化谱系等数层面予以重构，尤其是提出所谓“出入西学数十载，然后反之于六经”，以完成当代儒学之开新与重建的时代使命，更令人感佩！文化担当、现实关怀，乃知识分子之本分。然而，时下有思想、有担当、有关怀之知识分子寥寥可数。梁先生之具如此魄力，则儒门后继有人，可喜可贺也。不可否认，现代化的发展离不开传统的支撑与滋养，而儒学之价值，则在于其返本开新，经由创造性转化而获新生，在此进程中，原始儒学之价值，孔子、子思之价值自当认真对待。
不过，对梁涛先生所论，我并不如光胜兄那般完全肯定。其中诸多问题，亦是我所长期思索关注之问题，不佞与梁先生之理解或认识，其差异便不可谓小。尤其是牵涉所谓“子曰”问题，这是理解儒学尤其是梳理儒学学术思想发展不可回避的问题。对此理解出现偏差，自然会造成儒学发展史之误置。疑古思潮盛行之时，因怀疑过当，大批先秦典籍之可靠性遭到否定。试观张心?所著《伪书通考》所列伪书达一千余部，无怪乎廖名春先生感慨：中国传统文化典籍几乎被一网打尽。以孔子研究资料为例，《孔子家语》被作为典型之伪书，乏人问津，大小戴《礼记》、《易传》、《春秋》等无不遭遇“悲惨”之命运。即使一般公认之可靠资料《论语》，在某些学者看来其可靠性亦颇值得怀疑，尤有甚者，竟有西方汉学家将《论语》之可信者定为《里仁》篇之数章而已，令人咋舌。随着学术之进展，尤其是出土文献大量问世，学者对此之看法渐趋理智公允。而梁先生虽然有别于疑古学者，但往往将大量“子曰”委之于伪托。如《中庸》、《表记》数篇之“子曰”径以为子思之言；《礼运》之“子曰”则子游之言；《孝经》之“子曰”则乐正子春之假托也。不佞期期以为不可。昔日考察马王堆帛书《易传》之“子曰”问题，有所心得，窃以为，尽管古书中之“子曰”未可尽信，或有修饰润色损益，然大抵不离夫子本旨，应可信据。若谓孔门后学，纷纷假托孔子，似非君子之风，吾国先贤之诚信尤可怀疑也。数十年前，顾颉刚氏有所谓战国秦汉间之造伪运动，细思量之，当乎？过乎？兹事体大，不可不细查也。梁先生指出此问题之解决，具体个案研究必不可少，可谓知言。此激起我考察“子曰”问题，希冀有朝一日能有所突破，则儒学演变之脉络便能厘然可观矣。
作者单位：曲阜师范大学孔子文化学院国学研究中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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